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长大的，春天里在农村挖野菜、吹柳笛、折杨树枝条树叶编帽子，学着红色电影里“潘东子”“小兵张嘎”“小英雄雨来”等少年偶像扮演“战争”里的游击队、武工队模仿学打仗;暑假里参加劳动，打猪草、放养、喂鸡鸭鹅等，童年时光是充实而快乐的。我的儿子是90后，时代发展了，住的是城市的楼房，玩的内容变成了电脑游戏和动画，喜欢喝各种饮料果汁，双休日喜欢到公园里划船、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到迪士尼乐园玩耍。再看看现在同辈人的孙子一代，物质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多彩，数字化时代的手机上内容更加庞杂，身上背的书包却越来越重，双休日参加各种培训班、辅导班，吃的各种洋快餐“肯德基、德克士、”等等，似乎童年的快乐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
1970年代：泥土里的英雄梦
我蹲在田埂上挖荠菜时，总觉得自己是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潘冬子。柳笛吹响的调子混着麦浪声，杨树枝编的钢盔歪戴在头上，一场“游击战”就能打完整片的油菜花田。暑假的午后，挎着竹篮打猪草的间隙，会偷偷用草茎编出"手榴弹"，朝池塘里的鸭子掷去——它们扑棱翅膀的样子，像极了电影里溃逃的敌军。
那时学校“六一”的操场主席台挂着红布横幅，优秀少先队员戴着皱巴巴的红领巾朗诵《雷锋日记》。散会后，兜里揣着分到的水果糖，和小伙伴比较谁膝盖上的补丁更有“战斗痕迹”。童年的快乐是具象的：半块烤红薯的甜，雨后赤脚踩泥坑的凉，以及《小兵张嘎》连环画里那个永远学不会的鬼脸。
1990年代：糖水罐里的电子星辰
儿子第一次在商场抓住摇摇车方向盘时，我恍惚看见自己当年攥着木枪的手。他的战场变成了《魂斗罗》的像素屏幕，英雄梦藏在“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”的秘籍里。迪士尼的米老鼠取代了潘冬子，可乐气泡的刺激感远胜野薄荷的清香。
周末公园的划船项目要排两小时队，他宁可捧着GameBoy蹲在长椅上。当我讲述如何用狗尾巴草编兔子时，他正用MP3听着周杰伦含糊不清的“快使用双截棍”。这种代际错位像他最爱喝的醒目汽水，甜得透亮却也冲淡了某些传承的浓度。直到某天发现他偷偷在作文里写：“爸爸说萤火虫是星星的碎片，可小区草坪只有灭蚊灯在闪。”
2020年代：悬浮在数据流上的书包
孙子的奥特曼书包坠得像个微型登山包，里面装着iPad和奥数习题集。他的“游击战”是周末辗转于编程班和钢琴课的路线规划，零食是外卖APP送来的炸鸡套餐。有次他指着手机里的《荒野行动》问我：“爷爷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?”我展开皱纹里的记忆：“我们玩真人版，稻草人是BOSS，缴获的战利品是隔壁菜地的黄瓜。”
他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：“可是现在草丛有蚊子，而且没有WiFi。”这句话突然刺中我——他们的童年被装进了防蚊手环和儿童安全座椅，连冒险都成了需要家长预约的"沉浸式体验项目"。当我在旧货市场找到铁皮青蛙时，他更感兴趣的是扫码看商品介绍视频。
儿童节的月光与棱镜
三代人的“六一”礼物构成一部微缩中国史：我的搪瓷缸装着供销合作社买的动物饼干，儿子的礼盒是会唱生日歌的电子贺卡，孙子的快递箱里躺着可编程机器人。那些消失的柳笛声、淡出的红领巾晨会、不再流行的跳房子游戏，像老式放映机里渐远的胶片光影。
但某个黄昏，我看见孙子用乐高积木搭出“潘冬子的竹筏”，儿子在Switch上玩着像素版“小兵张嘎”，而我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他们成长的影像。或许快乐的本质从未改变，只是披上了不同时代的衣裳。就像老家河滩上，70年代的弹珠、90年代的塑料枪、现在的无人机，都曾同等地映亮过孩子们的眼睛。
此刻窗外的儿童乐园里，穿汉服拍照的姑娘、玩VR眼镜的男孩、婴儿车里咬磨牙棒的小不点，正在共享同一片阳光。那些被时代折叠的童年，终将在记忆里完成和解——因为每个时代的孩子，都拥有专属自己的“最好年华”。
(刘国强)
编辑：郭菲